2026年的重庆，两江交汇处的江风总是带着潮湿的锈味。我叫赵衡，四十九岁，在渝中区一间老旧的律所里做刑辩已经快二十一年。事务所的窗台放着一只旧计算器，按键磨得发亮，却还在用——那是我第四个案子里当事人留下的。桌上常摊着半杯凉透的花茶和一摞合同复印件，窗外长江的汽笛声混着摩托车引擎，提醒我这行当从来不是法庭上的华丽辞藻，而是钻进资金流水的缝隙，把一个普通人从“骗子”的标签里一点点抠出来。
这几年合同诈骗罪的案子不少，尤其是中小工程、装修、材料供应类纠纷。辩护全覆盖率已经很高，但真正能证明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”从而无罪或不起诉的，比例依然不高。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而且这种目的通常要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存在。在这类案子里，最扎心的往往就是那句“你收了钱却没干完活”。
故事要从老罗说起。他四十五岁，沙坪坝区一个小装修队的老板，脸被油漆和灰尘糊得发灰，手上常年有裂口。平日里带着十来个工人，就想着多接几单，给儿子攒大学学费。2025年春天，他接了一单住宅装修，收了业主十八万定金，约定三个月完工。谁知开工后钢材和瓷砖价格暴涨近四成，工人也难找。老罗硬着头皮做了大半，把定金几乎全用在了材料和工资上，还自己垫了六万多。业主嫌进度慢，直接报警，说他“收钱不干活，骗子公司”。
卷宗里写得很干脆：收取大额定金后未按约履行，资金去向不明，涉嫌合同诈骗。老罗被取保后找到我，声音沙哑：“赵律师，我真想做完……钱都花在工程上了，我跑都没跑。”
我接案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银行流水、采购发票、工人工资表、微信沟通记录全部调出来，按时间线重新排。刑事诉讼法要求证据必须形成完整链条，控方要证明非法占有目的。我请会计助手把每一笔支出对应到具体的材料单和工资发放记录，发现十八万定金中有十七万多都有明确去向，且与工程进度基本匹配。老罗还拿出自己垫付的转账记录，以及多次与业主协商延期、调整方案的聊天截图。
更关键的是，工程现场还留着已经铺好的水电和墙面基层，绝不是“一点没干”。我申请对现场进行勘验，并请造价鉴定机构出具意见，证明已完成工程量对应的价值远超剩余定金。同时，我调取了老罗此前十几个类似合同的履约记录——全部正常完工，没有任何投诉。
庭审时，公诉人强调“收取定金后未能按时完工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”。我申请展示完整资金流向表和现场照片，并请鉴定人说明已完工价值。交叉询问时，我问侦查人员：“老罗有没有转移资产、隐匿行踪或拒绝沟通？”对方回答“没有”。我又指出，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情势变更，双方本可通过民事途径解决，直接上升到刑事，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自始就有骗取意图。
最后法院认定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老罗在签订合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，依法宣告无罪。判决书特别写了一句：不能仅以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出现亏损就推定诈骗，否则会把正常的商业风险刑事化。
宣判那天，老罗在法院门口站了很久，手里还拿着那只旧计算器。他递给我说：“赵律师，这计算器你留着吧。提醒自己，以后接活前多算几遍账。”
这案子让我反复想一件事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，很多小老板只是被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波动推到了悬崖边。辩护律师的工作，往往就是把那些被简化成“收钱不干活”的故事，重新还原成一个人真实的履约努力。法律不是用来惩罚失败的，而是要分清“故意诈骗”与“履约不能”的边界。
现在老罗还在带队做装修，偶尔发微信说：“今天材料又涨了，我精打细算。”我回他：“精打细算好，别再冒进。”
刑辩这行，说到底不是赢官司那么简单。它是在每一个可能被贴上“骗子”标签的普通人身上，重新量一次“非法占有”与“正常经营”的尺度。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江风里那只还能按出数字的计算器——算清的，是人。
